踏进法学学府的那一刻起，我们开始不断思索，法律人的使命应当落于何处？
我们在问：我们到底从何学起？该怎么学？我们怎样将学习、学生工作与生活真正平衡起来？我们怎样迈向更辽阔、更广袤的生命？
他们在答：我以自身生命观照天地，愿给你最真挚的分享；我以满腔热血投身学术，愿述说求学以来用心贮藏的积淀；我以每一言、每一行为你举起烛火，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
走进师者如兰，于访谈与思索间，驾一叶扁舟，渡远洋以遥望前途似锦，闻师道以辨明人生方向，共赴你我光辉未来。
1. 我们了解到您曾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在大学毕业后，您也出版了一些翻译著作，您的留学经历对于您现在研究方向的选择有什么联系吗？
当时出国留学跟现在的研究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一部分内容的研究或者研究兴趣是在到了维也纳大学之后，在课程学习和文献阅读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关于神圣罗马帝国法律史的研究，还有部分内容是出国留学前就基本确定的，例如凯尔森与奥地利宪法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的研究计划之一，但是到了维也纳大学之后才知道，德语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了，特别是凯尔森研究所搜集、保存、整理了几乎所有凯尔森的著述以及关于凯尔森研究的著述，其中也有世界其他国家语言的译著和专门著作，在这里，我也知晓了关于凯尔森研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学者，但是其中中文的著述很少。这实际上也是自己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动力或动因。所以，我翻译、出版的译著和著作跟这几个方面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2. 在维也纳大学的读博岁月，相比于您以往在国内本科生、研究生的求学时光，您觉得最大不同在哪里？关于这段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经历，您可以再和我们分享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吗？
在国外留学期间，我感受最大的还是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异。虽然现在学好英语进行国际交流和学习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如果到一个非英语国家学习，最好还是学习当地的语言，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更好地体味所在地的文化。
关于留学期间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一是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以及工作人员的友好态度，在网上查到的文献资料，他们都会尽可能地帮助办理借阅（我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见过的最古老的书约印刷于15世纪）。也可能带有偶然性，我遇到的大多数图书管理员都是面带微笑的，这微微一笑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很大的善意和温情。二是有几次坐公交车，公交车到站后，司机将车停稳、朝右倾斜之后，来到后门，将后门的铁板放下，把残疾乘客的轮椅推下车来。这也是人性关怀的一种体现。
3. 在大学课程的学习中，您是如何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兴趣方向的？您觉得研究法律史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个人觉得，在大学课程的学习中，确立起自己的方向还是要看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实际上，无论那个学科专业，了解得越多，兴趣就会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跟其他专业一样，研究法律史最有意思、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能不断地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同时也能较为深入地了解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同时还可以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4. 除了外国法律史的研究之外，您也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我国法律史的研究，同时您在法大一直开设中国法制史的本科课程。请问您的这种研究路径，为中国法律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怎样的新的视野和帮助？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法律史也是一种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智慧，涉及治国理政的诸多方面，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法律在古代的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法文化土壤。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大学工作，无论什么专业，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中国，在经世致用的意义上还是要解决中国问题。我认为，无论是中国法律还是外国法律，无论是中国法律史还是外国法律史，我们都要学习和了解一些，仅关注本国和本国的历史是不够的，也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某个方面或领域，要“放宽历史的视界”（这也是黄仁宇的一本著作的名称）。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的知识，了解得多了之后，才会在“比较”中形成自己的判断，才不会人云亦云，并且还会发现自己之前的一些知识错误和不恰当、不正确的理解。通过中外历史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当下，会更明晰地认识到中国之为中国之所在。通过中国法律史的学习和跟外国法律史的对比和比较，我们也会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作为其历史基础的中华传统法文化有着自己的特色和特性。
5. 除了中外法制史，您学术上涉猎的领域其实比较广泛，比如近年来您也在关注体育法的研究，那么您是怎么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呢？
这是兴趣使然，我关注的体育法实际上也基本是体育法史。虽然自己的研究涉及的内容看起来比较广，但反面的表达就是比较“杂”，这实际上也跟自己的阅读兴趣有关，至于“学术体系”根本谈不上构建，我从没想过这么宏大的问题，无论是宪法法院制度还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无论是中国法律史还是比较法律史，实际上都跟法治或历史上的“法治”与国家治理有着内在的联系，不是截然分开的。
6. 在中国法律史的课堂上，您授课时常常引用原典，重视对国学原典的解读，但现在却很少有学生能静得下心阅读国学原典，那么您对现在是否还要读国学经典有什么样的看法？
传统“经典”或者国学经典中的很多内容是我们古人的经验总结，从表达上看，其中的文字表述很“雅”，同时又内涵丰富，既有为人、为学之道，也有治国理政之道，有些内容需要我们认真地品读、琢磨，反复地阅读才能有更好更深的体会。我们在电视剧、电影里看到古代的一些小孩在摇头晃脑地读书、背书，小孩对很多内容是不理解的，但是多次背诵的内容可能在稍年长的某个时候就顿悟了其中的意涵，或者背诵下来之后可能某个特定的场合就会加深他们对某句话的理解。这实际上也是文化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地读国学经典。
7. 在我们查阅您的论文等学术成就时我们觉得您热情激昂，去听课时见到您又感觉您十分儒雅，有如“翩翩君子”，您觉得您生活态度和学术态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吗？为什么呢？
这明显过誉了。生活和学术之间、生活态度和学术态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我们在阅读或研究历史时会有一种“代入感”，有时会不自觉地沉浸在当时的历史之中，或悲愤或激昂，或感叹或赞赏，虽然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但是历史跟现实还是有距离的。回到生活中，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都要面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很多情形下不得不跟现实妥协，现实中也有很多无奈。但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人说，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会成为我们身体和思想的一部分”，也会表现在我们外在的言行上。我们的所言所行、所得所悟既可以从父母、老师、同学处获益，也可以从读书中获得。“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口号，“开卷有益”，不是开“卷”（juǎn）有益。这也算呼应了我们同学一开始就提到的“卷”的问题吧。
8. 我们先前阅读过您关于读书青春的一篇随笔，其中您谈及自己在本科阶段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您觉得您在本科阶段是有一些遗憾的吗？在今天法大处处都很“卷”的环境里，作为过来人，您可不可以对现在正值本科阶段的法学生提供一些学习或者生活上的建议呢？
对于我自己说的“本科阶段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主要是从自己的课程成绩和获得奖学金方面来说的，我在本科阶段不是一个“卷”的人，那时好像也没有“卷”的观念和意识，我没有花太多时间背教材、准备考试，而是自己“漫无目的”地读了一些书。但是，时代不同了，那时的奖学金种类、数量、数额都很少。另外，当时保研名额很少，毕业时也只有少数同学考研，大部分同学都直接步入工作岗位，我们班四十多人，记得只有两三个同学考研。这跟现在的考研、保研盛况有着很大区别。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些“卷”还是必要的，因为课程成绩决定了绩点，绩点又跟众多奖学金、保研资格有着密切联系，要想不卷实际上也不太容易。不管大家将来找工作还是继续读研深造，漂亮的简历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自己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对自己的认知，认真思考一下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随人而“卷”，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并且以己之“短”来“卷”别人之“长”，那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很多遗憾，没有遗憾那就不是人生了，关键是对此要有正确的认知，对于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些人和事要以平常心去对待，不能过于在意一时的得失，特别是不能钻牛角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些经验认知需要我们在生活不断地去体悟，并且自己真正经历过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对于本科阶段的学生，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认真学习、多读书、多思考都是必须的。无论是法学的经典著作，还是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经典著作，都需要我们认真地阅读、思考，因为每个学科或专业都有一些基本问题和基础问题，经典著作之所以“经典”，其意义正在于此。通过阅读经典，大家不仅能够丰富专业知识，而且一些传统经典，例如《论语》《孟子》《大学》等还能陶冶情操，教给大家一些为人处世之道，还有助于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白读的书，没有白上的课，现在所学的知识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地方恰好用上，而这时，我们就会有一种内心的欢喜和喜悦，而不会遇到问题时茫然失措，不知所措。
